一、邓小平论“纲”：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7 年 11 月 8 日，复出仅 3 个多月的邓小平，登上了南下广州的专列。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首次国内视察。随专列南下的有苏振华、罗瑞卿、梁必业、华楠，还有邓小平夫人卓琳及三个女儿、三个女婿。

据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回忆：一路上，小平同志分别找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政要员谈话，听取地方的汇报，我也参加了。

11 日，邓小平一行抵达广州。这一天，叶剑英也从北京乘专机抵达广州。邓小平、叶剑英到广州后下榻于广东省第六宾馆，即现在的南湖宾馆和松园宾馆。邓小平一进到 90 平方米的“高大空”型房间，就笑言这个房子大而不当。1993 年，宾馆改造时，房间都改小了。

当天下午 3 点，邓小平携家人与苏振华等人一同去了白云山，一直到下午5 点多才回到宾馆。在白云山，邓小平游览了山顶公园、山庄旅社以及云泉仙馆，一路上他基本没讲什么话。在山庄旅社的时候，听到当地工作人员介绍“四人帮”曾经在这里拍过电影后，他就站在那里看。其他人都下去几分钟了，他还是站在那里，好像在想些什么。而这一刻，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已无从可知。

邓小平来广州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筹备 1977 年底军委全体会议，和叶帅研究修改主题报告。另外，还有不为人知的密谈。据时任广东省委副秘书长关相生回忆，邓小平更重要的是借这个机会，和叶剑英商量一些重大的设想和决策。他俩多次秘密谈话，连秘书都不能在身边。正是这些秘密谈话，改变了中国今后命运的走向，为一年以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推动改革开放酝酿思路。而他的谈话，更是给人以鼓舞启发，冲破了束缚在人们头脑中的很多禁锢。

邓小平在工作开始时就提出，文件应以什么为纲？怎么才叫工作的纲？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说，揭批“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之后，他明确地说，看起来现在以揭批“四人帮”为纲可以，但是很快就要转，要结束，要转到经济建设上来，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也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肯定不能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

在广州，邓小平、叶剑英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经过反复修改，最后将主题报告以及有关条令、法规确定下来。

二、 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第一把火

11月17日下午，邓小平在苏振华、罗瑞卿等人陪同下，接见了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焦林义、李坚真、刘田夫、吴南生等，听取了省委的工作汇报，并对广东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谈话，内容涉及工业、农业、旅游、外贸等诸多方面。

一是要求广东减轻农民负担和落实农村政策。他说，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在谈到农村政策时指出：同工业一样，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三清”（指清劳力、清物资、清财务），要加个清政策。清理一下，哪些好的要恢复，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

二是要求广东多创外汇。他说：我们搞外汇有很多门路，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你们要提个方案，把情况作个分析，说清楚你们负担的是什么任务、遇到了什么问题、哪些可以自己解决、哪些要中央解决。比如，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

三是明确指出群众逃港主要是政策有问题。当汇报到当时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他语重心长地说，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又说：从旅游角度可以解决广东许多问题。要用旅游养旅游，无非是进口一些材料，盖点旅馆、餐厅，一二年就赚回来了。他还提出要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的侨务政策。这表明，此时他已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两省作为突破口，冲破闭关自守状态，逐步走向国际市场的问题。

四是要求我们坚持按劳分配制度。他说，农村中有个按劳分配问题，工厂同样有这个问题。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奖金制度要恢复。规章制度、管理制度，好的都要恢复。总之，要把那些合理的恢复起来，改掉那些不合理的。在听完汇报后说：你们的问题相当集中，比较明确，要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看来中心的问题还是政策问题。

邓小平说“政策有问题”。广东有的领导干部听了，有点不解其意。后来，随着历史的推进，广东的党政领导人才真正认识到：邓小平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入木三分。那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11月18日上午，邓小平与苏振华、罗瑞卿等人听取了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向仲华等人汇报。指示广州军区要认真清查出与林彪有牵连的人，不要留下后患。同一天下午，邓小平和叶剑英在珠江宾馆一号楼前广场接见了广东省、广州市局级以上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

邓小平这一次在广州与广东省委领导的谈话，对广东乃至全国改革开放，起到了点燃第一把火的作用。

1978 年 9 月 17 日下午，邓小平在沈阳接见沈阳军区机关及沈阳军区师以上干部，并听取李德生的汇报。他在讲话中指出：“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评价自己的1977 年广东之行：“我是到广州放的第一把火。”  邓小平先后在广州、成都、沈阳点的这三把火，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燎原成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熊熊烈火。

尽管全国的形势还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意味深长地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看准了，可以先干。”也就是说允许广东先走一步，这就等于给了广东一把尚方宝剑。

三、“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啊，中国，中国，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这是响遍大江南北、脍炙人口的《春天的故事》的歌词。回顾历史，在中国南海边的一个圈究竟是怎样画出来的呢？

1979 年 4 月 1 日、2 日，中共广东省委连续两天召开常委会议，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材料。省委根据广东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准备向中央提出几点要求和建议：改革现行管理体制，给地方多一些权限；扩大地方外汇收入分成比例；充分利用外资，搞综合补偿等形式，解决广东电力、燃料、交通等薄弱环节；建议将宝安、珠海和汕头市三地划为对外加工贸易区，运用国际惯例，吸收外商来广东投资设厂；建立广东驻港澳专办业务的机构；建议地方外汇进口物资权限下放到省。

省委一致的意见是：“要求中央充分利用广东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有利条件，允许广东在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方面先走一步。为此，要求中央多给广东一点权（审批权）和钱（外汇）”。

同年 4 月 17 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会议，向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广东打算仿效外国加工区的形式，进行观察、学习、试验，运用国际惯例，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市、珠海市和重要侨乡汕头市划出一块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他说，我们省委讨论过，希望中央让广东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先走一步。习仲勋还说：“广东要是一个‘独立国’，现在会超过香港。”

邓小平在听习仲勋汇报时插话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会议期间的一天下午，习仲勋在怀仁堂向邓小平做了专题汇报，再次向邓小平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设立“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敏锐地感到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当听说这个即将诞生的“初生婴儿”名称定不下来，大家意见不一致时，邓小平也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他稍加思索后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杀出一条血路”, 这意味着背水一战，意味着成败在此一举。真是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

政策、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

7 月 1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要内容是：计划制订以省为主；外汇收入和财政实行大包干；金融、物资、劳动工资和物价等方面，扩大地方管理权限；试办深圳、珠海、汕头三个出口特区（即经济特区）。

1980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在广州主持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特区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政策，主要是实行市场调节。会议还采纳了广东省的建议，把“出口特区”改名为具有更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后来，邓小平在接见南斯拉夫贵宾时说：“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这一称谓的确定，明确地规定了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任务。

四、“特区要坚决办下去”

1980 年秋，中共中央决定调习仲勋、杨尚昆回北京工作，并决定将原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和原国家轻工业部长梁灵光调往广东，接替其职。

任仲夷和梁灵光赴穗前，1980 年10 月 31 日至 11 月 6 日，中央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等先后接见了他们，并且和他们作了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谈话。

据任仲夷回忆，我和灵光驱车抵达邓小平同志的住处。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对我们说：“特区不是仅仅指深圳、珠海那几块地方，是指广东、福建两个省。单搞那一点地方不行，中央讲的是两个省。你们要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对于搞特区，你们要摸出规律，搞出个样子来。”邓小平的用意很清楚；搞好特区不仅对广东、福建两省，而且对全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任仲夷和梁灵光表示，中央要求广东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先驱和排头兵，要求我们发挥创造力和闯劲，要求我们以很大的魄力去打开局面，我们一定尽力而为，尽最大的努力，以达到中央这些要求。

任仲夷到广东任职之后，为真正做到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提出“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

1981 年至 1982 年初，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走私贩私浪潮。某些对实行对外开放特别是对举办经济特区一向持不同看法的人，乘机公开对建立特区提出种种责难。广东经济特区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中，各种非议之词铺天盖地而来。1982 年1 月 11 日，中央发出《紧急通知》，点名批评广东，提出严厉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广东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严峻的考验。

这期间，邓小平到广东过春节，住在广州珠岛宾馆。在广州期间，邓小平分别听取了广东省委领导人任仲夷、刘田夫的工作汇报。任仲夷向他汇报了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重点是汇报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情况。邓小平很少讲话，他言简意赅地说了一句话：“你们觉得好就继续办下去。”这大大增强了广东省党政领导人试办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

按照中央《紧急通知》的精神，全省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省委提出“打击经济犯罪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坚定不移”和“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的方针。保证广东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邓小平十分关注广东特别是经济特区的发展，1983 年 6 月 15 日上午，邓小平在听取谷牧汇报特区工作后，强调说：“特区要坚决办下去。现在，对特区说好话的多了，说坏话的是个别的。反正特区要坚决办下去，不能动摇。”当谷牧说到“办特区的同志说有人要把特区抹掉”时，邓小平说，经济特区“现在办得不错，中外承认，不存在抹掉不干的问题”。他还指示特区搞好规划，要与香港互为依托。当日，谷牧在北京接见广东省有关负责人时，传达了邓小平关于经济特区要坚决办下去、特区的发展要与香港互为依托的指示。邓小平的重要指示不仅增强了广东坚决办特区的信心和决心，而且为特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